雜文不是“雜音”

　　現(xiàn)今，雜文很不景氣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原因很復雜。有一條，一些地方的官員，把雜文當“雜音”，是一個重要原因。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悖論?我以為，這要從雜文的歷史和功能兩方面來找原因。

　　從歷史上看，以魯迅雜文為典型，盡與政府唱反調(diào)、發(fā)“雜音”，不是冷嘲，便是熱諷，甚至于擲“匕首”、“投槍”，搞得政府恨之入骨。好在這位旗手解放前就走了，解了國民黨一大憂。

　　到了解放后，共產(chǎn)黨成了執(zhí)政黨，當然得吸取教訓，引導和管控好輿論，也因此毛澤東發(fā)動了文化大革命，實際是革了文化的命。首當其沖的就是寫雜文的吳晗、鄧拓、廖沫沙，還有一大批文人，特別是右派。

　　文革后，文化的春天來到了。緊跟“傷痕文學”以后，雜文也跟到火了一把，我就是那個時候?qū)懥藥灼s文，被范國華、劉集賢發(fā)現(xiàn)，編了幾年《雜文月報》(后改為《重慶雜文》)。后來，撥亂反正，驕枉過正，雜文也就重復了老命運，沒得幾個當權(quán)者喜歡他，總認為雜文就是“騷言雜語”，大多雜文作者被稱為“雜家”，得不到信任，只能利用不得重用。為啥，你一天到晚懷著“陰暗心理”、逆反心理，專門發(fā)現(xiàn)問題，解剖問題，還批評這個，諷剌那個，誰喜歡你，惟恐避之不及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雜文作者自以為聰明，就是難得糊涂，結(jié)果聰明反被聰明誤。“雜家”們只得自我解嘲，“咱是秉筆直書、遵命而作。”

　　改革近40年，除“春天”以后，雜文再也沒來過“第二春”。無論是反自由化，還是倡主旋律，無論是反腐敗，還是傳遞正能量……從上到下，都沒人號召拿起雜文的“匕首”、“投槍”，也沒人說現(xiàn)在該雜文上場了。反倒有人提醒，不要發(fā)“雜音”。

　　倒是我們自己，生怕別人把我們搞忘了，不是主動要做中國夢，就是我們也要正能量。君不見，許多雜文家不甘落伍，竭力表白：咱家不是“雜皮”， 雜文不是“雜音”，咱是“高級牢騷”，咱不是負面言論，是“負負得正”，本身就是正能量。

　　道理也擺得上桌。

　　吾以為，有以下幾條：

　　這個社會是深刻變革的時代，不僅需要主流聲音，更需要發(fā)出不同聲音。體制轉(zhuǎn)型、觀念碰撞，需要對話、需要交鋒，需要不同意見的討論，雜文不隨波逐流，發(fā)獨家之言，對執(zhí)政者有醒腦提神之效，于執(zhí)政興國大有益處。當然，這種獨家之言，不是發(fā)牢騷、泄私憤，更不是別有用心的詆毀，不負責任的造謠。當是獨具慧眼的真知灼見、發(fā)自肺腑的諍言實話。當年魏徵以性格剛直、才識超卓、敢于犯顏直諫著稱。魏徵所上《諫太宗十思疏》、《十漸不克終疏》，在當時和后世都有重要影響，他曾提出“兼聽則明，偏信則暗”、“君，舟也;民，水也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”等治世名言，曾諫二百余事，為太宗所采訥。魏征病逝家中，太宗親臨吊唁，痛哭失聲，并說：“夫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;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;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” 雜文作家當向魏徵學習。

　　雜文雖然雜，但那是雜花樹，雜而多彩，雜而有序。雜是一種生態(tài)，雜是一種常態(tài)。無雜不世界。自然界是絕對純的么?不是。排斥雜，就是排除生物的多樣性、層次性、生動性。從某個意義上說，一個文明社會，是在文化多樣性中成長的，雜與純構(gòu)成了文化的繁盛、共生共存。所以，雜文在新時期的文化百花園中，應有一席之地。對雜文的包容，體現(xiàn)了輿論的開放、學術(shù)的民主，體現(xiàn)了執(zhí)政者的氣度、開明的胸襟。

　　雜文是真正的正能量。負負得正。是一個哲學原理。一個需要指出的問題是，不少官員總是強調(diào)要凝聚正能量，多幫忙少添亂，多奏主旋律，不要發(fā)雜音。這從總體上說是對的。但必須搞清楚：什么是“雜音”?這里，值得一辯。

　　從雜文的內(nèi)容上看，雜文的議論范圍上至遠古，下至當代，高至政治，低至民生，方方面面、無所不包。從手法上看，既有“匕首”、“投槍”，也有勸誡、提醒，既有當頭棒喝，又有和風細雨。不少好的雜文，讓腐敗份子大汗淋漓、驚嚇不已;讓官員深長思之、觸及靈魂;讓讀者拍手稱快、大聲喝采。當一個社會已是物欲橫流、拜金盛行之際，社會竭力呼喚正能量，雜文就應主動出擊、勇猛進擊。扶正驅(qū)邪、抑惡揚善，不是傳遞正能量?

　　可以試想：如果沒有激濁揚清、革故頂新的雜文，這個世界會怎么樣?

　　所以，我們呼吁這個社會寬容雜文、善待雜文、鼓勵雜文，不要把雜文打入另冊，置入冷宮。在傳遞正能量中，雜文就是正能量!

　　作者：丁華乾
　　稿源：時評界
　　編輯：時小川